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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孙犁带给我们的文学启示: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

            

          图为荷花开放的白洋淀风光。李鹏摄(影像中国)制图:赵偲汝

          孙犁熟悉农村、农民,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,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,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。

         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,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、耐读耐琢磨,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。

          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,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,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,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,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。

          作家孙犁的作品深受几代读者喜爱。他的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《嘱咐》等一系列白洋淀纪事,书写了冀中人民英勇抗日的故事;他提倡“为人生进步、幸福、健康、美好的文学艺术”,展现人情人性的光彩;他的语言别有特色,清新诗化,仿佛荷花香一般沁人心脾。今年是孙犁逝世20周年。昔日孙犁笔下的白洋淀,如今正见证着一座未来之城的拔节生长。千年大计、只争朝夕的雄安新区建设,正期待着当代作家的记录与书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纪念孙犁,继承发扬其文学创作的有益经验,具有现实意义。

          到人民中去,书写普通人身上闪耀的善与美

           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找到源头,才能解决“写什么”的问题。青年孙犁的经历,就是对创作之源的探寻。1937年,卢沟桥事变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日决心,中国人民同仇敌忾,抵御外侮。此前一直苦苦求索个人道路的孙犁,也投入到抗战中来,如他后来的回忆:“带着一支笔去抗日。没有朱砂,红土为贵。穷乡僻壤,没有知名的作家,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。”抗战时期,孙犁先后做过编辑、教员等工作,围绕抗战文艺宣传,在冀中平原和太行山区“挂着墨水瓶到处打游击”,“油印也好,石印也好,破本草纸也好,黑板土墙也好,都是我们发表作品的场所”。

          参与编选《冀中一日》,对孙犁文学观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。1941年,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了一场名为“冀中一日”的大规模群众写作活动,鼓励大家用日记的方式讲述同一天的故事。大约十万军民参加了征文活动,规模之大、参与人数之多、普及面之广,前所未有。征文委员会将各地送来的稿件装在麻袋里、摞在大车上,一路拉着打游击。孙犁作为编辑,参与了稿件遴选和结集出版工作。这一过程让他深受触动。从踊跃来稿中,他看到了人民“对一切进步现象寄托无限的热爱和拥护”,明白了真正的写作就是要写人民的生活和感情。这次征文对文学工作者是一个“大刺激、大推动、大教育”,“在《冀中一日》照射之下,许多人感到自己的文章空洞无物,与人民之生活、人民之感情距离之远”。

          抗战时期的经历,密切了孙犁与人民的联系,也坚定了他为人民写作的立场。他与人民一同生活、一同战斗,冀中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参战的英勇深深打动了他。孙犁说:“善良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,能达到一种极限,在一定的时代、一定的环境,可以达到顶点。”在战争的极端环境下,英勇的农民身上闪耀着善与美,迸发出朴素的崇高和伟大。孙犁饱含敬意,把军民的抗战故事写到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等作品中,用文字记录人们的生活与斗争,讴歌其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。这些作品凭借对战争的独特书写立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之林。

          从一朵花、一个人的形象,扩大到一个时代、社会的形象

          书写“新人”是作家的课题,但是怎么发现和如何书写,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思考。孙犁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经验。1942年,他在《新人物·感情·气氛》一文中,敏锐地提出时代新人的问题:“新的生活和不断的战斗产生了新的人,这些人不同于父亲的一代,甚至哥哥的一代,具备了新的感触、愿望和生活习惯。他们对现实生活负起了新的责任。”孙犁熟悉农村、农民,并且能以历史的眼光发现变化,进而将这种变化与时代变迁结合起来,这是作家的过人之处。

          这些新人和他们的祖祖辈辈一样,是在土地上辛勤耕作的普通农民,但在抗战背景下,他们的所思所想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,民族意识和战斗热情迸发出来——他们斗志昂扬地加入斗争队列,扛起不同于父辈的崭新责任。

          孙犁捕捉并书写了这个变化,尤其是抗战后农村女性发生的变化。“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,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,她们总是那么奋发、乐观、勇敢。”《荷花淀》中,一群青年女性起初并不完全了解丈夫的抗日举动,但是经历了离别时的不舍、前去探望、归途遇险、亲眼看到战斗场景等一系列事件,她们成长了起来。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:“这一年秋季,她们学会了射击。冬天,打冰夹鱼的时候,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床上,来回警戒。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,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,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。”这些英姿飒爽、开朗明快、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,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抹亮色,也成为现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不可或缺的身影。

          在孙犁看来,时代前进的步伐,就在这些平凡人的脚下。只有写出人物的时代差异,才能通过文学看到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风尚。“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,如果各个生活角落,各个平凡的、勤劳的、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,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,我们的小说创作,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,我们的先进人物、英雄人物,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?”他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:文学要做的,是从创造一朵花的形象到一个人的形象,再扩大起来,要创造一个时代的、社会的形象。

          修辞立其诚,文学必先从诚意做起

         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。孙犁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,也要在写作中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中国语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问题。他做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工作,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。

           “一切从事写作的人,在语言上要做到这三面功夫:重视人民生活的语言,以它为源泉,为文学语言的主体。吸收中国旧白话文学上的和今天生活不隔绝的语言。从好的翻译学习一些人民能接受的外国进步的语法、新字。”这是孙犁式的融会贯通、雅俗兼顾。所以,一方面,婉约蕴藉、诗化语言是孙犁作品的重要特征,如研究者指出的:“《白洋淀纪事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,小说的诗”;另一方面,口语和诗意并存、生活气息和抒情性并存,他的作品没有因为诗情画意而脱离笔下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。

          虽然研究孙犁作品的人,都视语言为重要问题,但孙犁却说,语言问题并不是顶重要的,诚意才是。他在《谈修辞》中说:“通常一谈到修辞,就是合乎语法,语言简洁,漂亮,多变化等等,其实不得要领。修辞的目的,是为了立诚,立诚然后辞修。这是语言文字的辩证法。”在孙犁看来,不讲“立诚”就讲语言,是偏废。文学就像明镜和清泉,不能矫饰,“从事文学工作,欲求语言文字感人,必先从诚意做起”。孙犁作品能够立得住,首先在于他的写作是诚恳的、无藻饰的,灌注着创作者的真情实感。

          风格从来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,它和作家的思想、作家的生活实践密切相连。孙犁语言风格从青年时期的“清荷”走到晚年时期的“淡菊”,这和他的人生经历分不开。晚年孙犁对人生的通达,化作文字上的老辣,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

          语言风格和审美特色,不仅成就了孙犁作品的有嚼头、耐读耐琢磨,也使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上世纪50年代,刘绍棠、韩映山、从维熙、房树民等人学习孙犁,专写农村人物,注重优美抒情,让“荷花淀派”声誉鹊起,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流派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,铁凝、莫言、贾平凹等写作者初涉文坛,也都受到孙犁的影响。正如铁凝在《怀念孙犁先生》中所说:“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,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,去琢磨语言的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、力量和奇异神采的,是孙犁和他的小说。”

          孙犁在文学上寄托了自己的真诚追求:“小说是美育的一种”“文学必须取信于当时,方能传信于后世”。他是这样思索的,也是这样实践的。光阴流转,社会变迁,孙犁的作品价值和文学魅力长久地吸引人们去回味发掘。把目光投向人民生活的深处,写出更多像白洋淀一样的大地故事,展现时代新人的美与风采,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学的文脉,这是我们对前辈作家最好的纪念。(作者刘卫东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          [责任编辑:王爽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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